在大数据和量化分析日益塑造历史写作的时代,张聪却逆流而行。她采用了一种传统人文学科方法来研究宋朝官员所处的一个艰难困境:在照顾父母与频繁离家远宦之间取得平衡。张聪的第一本著作《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1)记录了宋廷因其官员履任或卸任都要耗费数月时间而面临的挑战。《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从《行万里路》一书中引出了许多主题。该书着眼于在一个高度重视孝道的社会中,父母子女分居生活导致个人所需承担的代价,并将墓志铭书写置于整个丧葬仪式的更广阔背景下进行考虑。
这一章的注释中提及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文章《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私人历史编纂的几个方面》(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y)。傅文提出,宋朝墓志铭是一种私人历史书写形式(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1],115–134)。傅海波的文章见于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中,该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论文集,今天依然很值得阅读(不过书中有一个缺点:几乎所有文章的作者都在努力区分西方历史学家与中国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
如果他(中国史家)引用的文献恰好给出了一位农民和一位县令拥有土地的确切数量,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情况下,有关的具体数字都将被省略掉。第一种情况下的数字可能会被“少量”所取代,而第二种情况下的数字则会被诸如“他的田产一眼望不到边”等陈词滥调所取代。简而言之,(引用其他史料的)过程保留了常规细节,而牺牲了描述性细节。(étienne Balazs, “History as a Guide to Bureaucratic Practi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ed. Arthur F.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131.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is essay appears 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78–94.)
同样,《中日史家》中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文章《中国的传记书写》(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批评中国的传记尽管都是基于与死者亲密之人所写的行状,但“往往没有人情味”(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95–114[“impersonal” biographies, p.109; “terms of reference,”p.112])。杜希德因此认为,“官方历史学家和墓志铭作者的职能因此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与苏洵解释他为何省略行状中的某些内容是一致的。张聪指出,苏洵想要在墓志中呈现杨美球父亲的最佳形象,与其在墓志中写一些可能让其同时代人感到尴尬的信息,还不如简化一些关于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