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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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数次面临绝境时，都是依靠袁绍的帮助才得以复振【51】。因此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袁绍对于曹操的崛起必然是无法接受的；最后，郭图等人曾经建议袁绍迎奉汉献帝，这一意见最终为袁绍所不取，这可能与汝南袁氏“政在家门”的观念有关【52】，但是曹操迎奉汉献帝后实力得到快速发展的事实，直接说明袁绍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可能是袁绍起兵后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之一。

袁绍应该做好了讨伐曹操的战略准备，这从建安四年袁绍攻灭公孙瓒后不久，便开始筹划南下可以看出。但是在具体战术层面，袁绍面临着多种选择，田丰就认为应该“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53】，这一意见无疑是稳妥的，但是袁绍却选择了毕其功于一役，意图一战彻底消灭曹操。客观上来说，袁绍确实有执行这一战术的实力，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袁绍作出这一决定，是心理因素战胜战略因素的结果，官渡之战的失败，就此埋下伏笔。

注释：

【1】 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 1974(01)；

【2】 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6(02)；

【3】 方诗铭：《“黑山贼”张燕与袁绍在河北的对峙和战争》，史林. 1991(04)；

【4】 赵昆生：《论袁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01)；

【5】 王永平：《论袁绍》，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1)；

【6】 王永平：《论袁绍集团中士人的地域分野及其斗争》，洛阳师专学报. 1997(04)；

【7】 刘蓉：《汉末名士集团的地域冲突及政治影响——兼论袁绍势力的兴亡》，历史教学问题. 2011(05)；

【8】 景凯东：《袁绍“据四州之地”考辨》，许昌学院学报. 2017,36(06)；

【9】 （清）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收入《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893页；

【10】吕思勉：《秦汉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279页；

【1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6—36页；

【12】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30页；

【13】何兹全：《三国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26页；

【14】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6(02)；

【15】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27页；

【16】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6(02)；

【17】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64页；

【18】黄宛峰：《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 1995(04)；

【1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绍传》，中华书局1965年，2375页；

【20】（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191页；

【21】高荣：《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 1998(03)；

【22】刘勇：《东汉幽州突骑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5)；

【23】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43页；

【24】关于公孙瓒对张纯、乌桓的征伐以及升迁的过程，《三国志·公孙瓒传》与《后汉书·公孙瓒传》的记载有些许差异，按照《三国志·公孙瓒传》的记载，其过程为：公孙瓒追讨张纯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桓贪至王率种人诣公孙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为丘力居所败；而《后汉书·公孙瓒传》的记载的过程则是：公孙瓒率所领追讨张纯有功，迁骑都尉——公孙瓒追击大破张纯于石门——因为深入无继，为丘力居所败——诏拜瓒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结合《三国志》与《后汉书》的记载，我们认为，公孙瓒大破张纯于石门后，对于依附张纯的乌桓震慑很大，因此属国乌桓贪至王率种人诣公孙瓒降，但是不久公孙瓒为丘力居所破，但是朝廷因为公孙瓒击破张纯、受降乌桓贪至王的大功，诏拜其为降虏校尉，“降虏”之名号恰与受降之事合；

【25】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学术月刊. 1987(02)；

【26】（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26页；

【27】（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190页；

【28】巨马水之战一事见《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华书局1965年，2362页；

【29】龙凑之战一事见《后汉书·袁绍传》，中华书局1965年，2380页；

【30】薛海波：《试论东汉末年的黑山军》，社会科学战线. 2007(06)；

【31】冯君实：《黄巾起义后期斗争特点与历史作用》，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 1984(02)；刘序琦：《关于后期黄巾起义的评价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7(02)；

【32】方诗铭：《“黑山贼”张燕与袁绍在河北的对峙和战争》，史林. 1991(04)；

【33】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学术月刊. 1987(02)；

【3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47—48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郦道元《水经注》，中华书局1965年，2382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袁绍传》，中华书局1965年，2380—2381页；

【37】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 1983(03)；

【38】（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瓒传》，中华书局1982年，240页；

【3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虞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2356页。

【4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2990页；

【41】方诗铭：《剑客·轻侠·壮士——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史林. 1988(01)；

【42】冯君实：《黄巾起义后期斗争特点与历史作用》，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 1984(02)；刘序琦：《关于后期黄巾起义的评价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7(02)；

【43】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兼论“白波”及其性质》，历史研究. 1990(04)；

【44】（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9页；

【45】刘兵：《汉末白波军史迹缀合》，河南社会科学. 2018,26(07)；

【46】“凉州军事集团”这一概念首先由王希恩先生提出，王先生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与羌胡的关系、主政与乱政的情况以及这一集团的衰亡与余绪，参见王希恩：《汉末凉州军阀集团简论》，甘肃社会科学.1991(02)；

【47】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兼论“白波”及其性质》，历史研究. 1990(04)；

【48】（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中华书局1959年，185页；

【49】（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昭传》，中华书局1959年，437页；

【50】（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192页；

【51】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学术月刊. 1987(02)；

【52】柳春新：《“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998(00)；

鹰扬河朔——袁绍统一河北略论
原创 故纸斋主人 故纸斋 2023-12-25 21:15 发表于安徽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外戚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事泄，为中常侍张让等人所杀，张让一党亦旋即覆灭，东汉政局的两大痼疾——外戚与宦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正当此政局动荡之时，并州牧董卓进京，恃兵威废立献帝，自为相国，把持朝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山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以此为标志，汉末局势正式进入了群雄逐鹿的阶段。在汉末乱局的第一个十年中，袁绍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军阀之一，他统一河北，雄踞冀、青、幽、并四州，带甲百万，将广粮足，是彼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军事集团。但是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占据明显优势的袁绍反为曹操所败，并于不久后的建安七年（202年）病故。袁绍死后，袁氏集团内部纷争不断，曹操借此时机各个击破。建安十二年（207年），袁绍二子袁尚、袁熙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害，袁氏集团就此彻底为曹操所消灭。

袁绍的活动对汉末局势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前贤时彦对于袁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田余庆先生首先指出，袁曹之争的本质是“儒法斗争”，他们斗争的焦点，是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1】。田先生的上述论断具有发凡意义，对于袁绍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方诗铭先生指出，袁绍身上展现出了世族、游侠、豪杰的多重特征，袁绍夺取冀州的根本原因是其争取到在冀州的颖川豪杰集团的支持，并进一步认为袁绍官渡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两个集团——河北集团与颍川集团——的矛盾和火并【2】。除此之外，方先生还钩沉史籍，大致还原出了袁绍与张燕争夺冀州的过程【3】，这一研究取径给笔者以重要启示。赵昆生先生通过将袁绍与曹操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具体分析袁绍与曹操之间的斗争并最终总结袁绍败亡的原因【4】。王永平先生认为袁绍是士大夫社会后进之士的代表，进一步叙述了袁绍铲除宦官、讨伐董卓、经营河北的过程，并分析了袁绍失败的内因【5】。王先生在方诗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袁绍幕府中的两大集团——颖川士人群体与冀州土著士人集团——在地域、文化传统、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层面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他们对袁绍政权的施政方针、军事战略和权力分割等问题不断发生争执与冲突，最终导致袁绍政权在一系列大的战略问题上的选择出现失误并最终导致袁氏政权的覆灭【6】。刘蓉女史则从汉末名士集团地域冲突的角度分析袁绍势力的兴亡，但是其分析问题的着眼点还是集中在汝颍、冀州名士集团的存在及其利益冲突上。【7】

通过以上对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过往对袁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袁曹之争和袁绍集团内部党派分野两个方面。

笔者认为，尽可能还原袁绍统一河北的过程是研究上述两个问题的前提条件。首先，袁绍在统一河北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其政治、军事能力以及个人魅力，这对我们深入了解袁绍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袁绍在统一河北过程中的节节胜利与在官渡为曹操所败形成鲜明对比，不了解袁绍为何能胜，就不能深入了解袁绍为何会败；最后，袁绍集团中的两股士人群体的发展与袁绍集团统一河北的过程息息相关。但是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未有学者系统性地研究袁绍统一河北的过程，只有景凯东先生梳理过袁绍对冀、青、幽、并四州的统治情况【8】。

袁绍统一河北过程中的关键性标志，是其私署青、幽、并三州刺史。《三国志·袁绍传》载：

击破瓒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谭为青州，沮授谏绍：“必为祸始。”绍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

由此可知，《三国志·袁绍传》将袁绍私署三州刺史系于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势力之后。

《后汉书·袁绍传》载：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

由此可知，《后汉书·袁绍传》述袁绍私署三州刺史事与《三国志·袁绍传》略同，但是系此事于兴平二年（195年）。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献帝初平四年载：

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以其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

《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汉献帝建安七年载：

建安七年……袁绍自军败，惭愤，发病呕血；夏，五月，薨。初，绍有三子：谭、熙、尚。绍后妻刘氏爱尚，数称于绍。绍欲以为后，而未显言之。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其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由此可知，《资治通鉴》将袁绍私署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的时间系于初平四年（193年），但是并未继续将袁绍私署幽州、并州刺史一事系年，而是在袁绍病故之时追述，为袁氏集团内乱张本。

清人万斯同撰《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则将袁绍私署三州刺史一事系于初平四年（193年）【9】，由于年表体例限制，万氏并未详述这一系年的依据，殊为可惜。

关于袁绍私署青、幽、并三州刺史一事，今人的论著中也多有提及。

吕思勉先生在所著《秦汉史》中作如下论述：

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于是河北略定。绍遂出长子谭为青州，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10】

由此可知，吕先生采用的是《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载，将袁绍私署三州刺史系于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势力之后。

王仲荦先生在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中，以曹操的视角叙述了其统一北方的过程，对于袁绍统一河北的过程着墨不多【11】。

马植杰先生在所著《三国史》中作如下论述：

在袁绍与公孙瓒不断攻战的八年中，除了双方在冀州、幽州直接交锋外，还有公孙瓒所署青州刺史田楷与袁绍长子袁谭在青州的战争。袁谭初至青州时，只据有平原一郡，建安元年（196年），谭北逐田楷，东攻北海相孔融，略有青州。袁绍消灭公孙瓒后，又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甥高干为并州刺史。于是绍兼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2】

由此可知，马先生一方面认为袁绍私署中子熙为幽州刺史，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时间在消灭公孙瓒之后，意即他也采用了《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马先生将袁绍出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的时间提前至初平年间，这一观点极富启发意义，这提示我们袁绍私署三州刺史可能并非同时。

何兹全先生在在所著《三国史》中作如下论述：

袁绍占有幽州后，又东西扩地，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中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尽有河北四州。【13】

由此可知，何先生也采用了《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载，将袁绍私署三州刺史系于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势力之后。

方诗铭先生则认为：

兼并冀州，是袁绍在河北地区扩张的起点，他的第二个目标是夺取幽州……后来公孙瓒困守易京，穷迫自杀，幽州也就置于袁绍统治之下。不久，他又据有并州和青州，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首屈一指的人物。【14】

由此可知，方先生认为袁绍据有并州、青州的时间在其取得幽州之后，意即采用的是《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载。

上引诸书的记载各不相同，莫衷一是，折射出了官渡之战前山东政局的混乱。因此笔者认为，通过钩沉史籍，尽可能完整地梳理袁绍统一河北的过程，对于理解汉末乃至三国历史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冀州

从韩馥手中夺取冀州是袁绍统一河北的起点与基础，因此对袁绍展开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述及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前贤时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为两个特点，第一，对袁绍夺取冀州过程的困难程度认识不足；第二，对士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估计过高。前者以马植杰先生为代表，他径言“于是（韩）馥不顾部下的反对，而乖乖地将冀州牧印绶让给袁绍了”【15】；后者以方诗铭先生为代表，他认为“韩馥的被迫让位, 最根本的原因是，袁绍争取到在冀州的颖川豪杰集团的支持”【16】。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载：

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勃海，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上述记载包含的信息量极大。

首先，韩馥之出牧冀州是由于董卓的推举，其时当在董卓主政后，山东州郡起兵前，即中平六年（189年）末。御史中丞，千石，东汉时期为御史台主，后又属少府，代替西汉的御史大夫成为一个独立的监察官。东汉初期，御史大夫为京师显官，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在朝会时并专席独坐【17】。而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东汉吏治的腐败，御史中丞重要性在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州牧的权力则在逐渐膨胀。另一方面，董卓进京后，东汉政府中央官员的处境是极为糟糕的。因此，得以出牧冀州的韩馥，对于董卓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移书到后，韩馥所谓“助袁氏，助董卓”云云，当是出自其内心的真实表现。

其次，韩馥虽为袁氏故吏，但是其对于袁绍的态度一直有所提防。董卓进京之后，袁绍与董卓在废立问题上有过激烈的冲突，董卓本欲杀之，但是在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的劝说下，将袁绍出为渤海太守。之所以将袁绍出为渤海太守，恐怕就有希望身为冀州牧的韩馥对其加以限制甚至加以诛杀的考量，韩馥“遣数部从事守之”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其依违董卓、袁氏二者之间的态度。

最后，袁绍得以起兵的关键之一，是韩馥的支持。如前所述，韩馥一直都在提防袁绍，袁绍对自己面临的复杂局面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他也并没有选择贸然起兵。而韩馥既做好了起兵的心理准备，又认为“不可为首”，故而他“作书与绍”，希望袁绍带头举兵。

为了从韩馥手中夺取冀州，袁绍一方面积极争取跟随韩馥来到冀州的颍川士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武力逼迫韩馥就范。韩馥为颍川人，袁绍为汝南人，颍川和汝南均属豫州，同时颍川与汝南也都是东汉后期的士人中心【18】，二郡士风相似，士人来往密切。汝南袁氏作为东汉时期知名的经学世家，有所谓“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19】之誉。在对抗董卓的过程中，袁绍展现出的政治能力与政治勇气也远在韩馥之上，因此颍川士人转而支持袁绍夺取冀州，是极为自然的。

迫使韩馥让位于袁绍的直接原因，当是袁绍的武力胁迫。《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载：

逢纪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答云：“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纪曰：“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绍从其言而瓒果来。

袁绍所言之“吾士”当是渤海郡之郡兵，以郡兵抗衡州兵，本就无必胜把握，况且渤海郡兵缺衣少食，战斗力恐怕也很有限，韩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韩馥所谓“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20】云云，亦可与袁绍自谓“吾士饥乏”相对应，当是实情。在这种情况下，逢纪建议袁绍引公孙瓒南下冀州，向韩馥施压。

公孙瓒，辽西令支人，东汉时期，辽西郡境内聚集了非常多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而辽西郡也经常为塞外少数民族所袭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公孙瓒，在汉灵帝时期就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中平二年（185年），汉灵帝遣车骑将军张温讨伐反叛的羌族首领北宫伯玉。羌族民风剽悍，战斗力极强，东汉羌乱绵延百年，几乎与东汉王朝相始终【21】。为了对抗羌族骑兵，张温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是以夷制夷，他向朝廷请求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幽州突骑是东汉中央军和地方兵的核心，光武帝依靠战斗力极强的幽州突骑得以平定天下，东汉中后期，幽州突骑更是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过重要贡献，甚至多次长途跋涉数千里镇压农民起义【22】。

张温所请求征发的三千乌桓突骑首领正是公孙瓒，这三千乌桓突骑，构成了公孙瓒军事力量的基础。公孙瓒率领这支军队行到蓟中，恰逢渔阳郡人张纯引诱辽西乌桓丘力居等起兵叛乱，张纯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马长寿先生认为，此次乌桓叛乱的实质，是乌桓对于东汉统治者无休止征发的反抗【23】。公孙瓒率领乌桓突骑追讨叛军有功，迁骑都尉。

张纯后复与丘力居等寇渔阳、河间、勃海，入平原，多所杀略。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公孙瓒与大破张纯于石门，但是随后因为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所破。公孙瓒因功迁为降虏校尉，受封都亭侯，兼领属国长史【24】。官拜降虏校尉之后的公孙瓒，“职统戎马，连接边寇，虏惮其勇，莫敢抗犯”，一跃成为幽州地区抗击乌桓的重要将领，其所领的边郡守兵，便成为了公孙瓒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公孙瓒的军事实力而言，自然足以威胁韩馥，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公孙瓒真的南下冀州，袁绍如何能确保抵御公孙瓒，避免重蹈何进的覆辙。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载：

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己离散，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何忧何惧！”馥不从，乃避位，出居赵忠故舍。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

通过这条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袁绍夺取冀州时采取的战略部署。河阳、孟津、朝歌均属司州河内郡，《三国志·武帝纪》载：

初平元年……二月……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邺……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

曹操扬州募兵后，进屯河内，是为了投靠袁绍【25】，由此可知，初平元年（190年）袁绍应该常驻于河内。而韩馥所谓“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屯河阳，是因为山东州郡起兵时，韩馥并未亲至，而是驻于邺城，颇疑韩馥此时将赵浮、程奂的军队指挥权交于同在河内的袁绍，以示对袁绍的支持。

赵浮在劝谏韩馥时特地点出“张杨、於扶罗新附”，其事亦见《三国志·张杨传》：

灵帝崩，硕为何进所杀。杨复为进所遣，归本州募兵，得千馀人，因留上党，击山贼。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壶关，不下，略诸县，众至数千人。山东兵起，欲诛卓。袁绍至河内，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於夫罗屯漳水。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於扶罗立……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

由此可知，初平元年袁绍屯驻河内后，吸收了盘踞于并州南部的张杨势力和盘踞于河东的匈奴於夫罗势力。漳水，在冀州境内流经巨鹿、安平、河间、渤海等郡国，因此“屯漳水”云云，指的是袁绍将张杨和於夫罗安置在渤海郡内。赵浮点出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了张杨、於夫罗的归附，适时地补充了袁绍的军事实力，而对于韩馥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袁绍舍近求远地将张杨、於夫罗安置在渤海郡而并非是讨伐董卓最前线的河内，进一步表明袁绍并无为国除贼的意图，早在起兵之初，他就已经有了夺取冀州，并以此为根基“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26】的谋划。另一方面，袁绍将张杨、於夫罗安置在渤海郡，既可以胁迫韩馥，又可以震慑意图南下的公孙瓒，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这体现了袁绍出色的战略眼光。

凭借着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手段，袁绍兵不血刃地从韩馥手中夺取了冀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袁绍可以凭借冀州牧的身份实现对冀州全境的占领和统治，此时袁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的公孙瓒和“黑山军”。

初平二年（191年）七月，公孙瓒以讨伐董卓为借口，南下冀州，韩馥让位于袁绍。

十一月，青州黄巾寇泰山，泰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渤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渤海郡本是袁绍在冀州的大本营，此时公孙瓒可以深入渤海腹地的东光大破青州黄巾，说明夺取冀州后的袁绍，已经将战略重心进行了调整。事实上，早在韩馥主政时期，公孙瓒就曾经大破韩馥于安平【27】。正在公孙瓒南下的时候，於夫罗也叛离了袁绍，《三国志·张杨传》载：

单于欲叛绍，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绍使将麹义追击于邺南，破之。单于执杨至黎阳。

此时的袁绍刚刚夺取冀州牧之位，立足未稳，於夫罗胁迫张杨的叛乱进一步加深了袁绍面临的危机，公孙瓒便趁此有利时机，意图一举攻战冀州。就在大破青州黄巾不久，公孙瓒出军屯槃河，面对公孙瓒的兵锋，史载“绍惧”。袁绍将公孙瓒南下归结于公孙瓒从弟公孙越之死，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公孙瓒的正面决战，袁绍将渤海太守的印绶授予公孙瓒从弟公孙范，并且遣公孙范之郡，未曾想公孙范很快便背叛袁绍，并且率领渤海兵以助公孙瓒，“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志得意满的公孙瓒便私署青、冀、兖三州刺史，此举实际上宣告了公孙瓒先图冀州，后取青、兖的野心。

在此不利局面下，初平三年（192年）正月，袁绍依靠着鞠义等将领的悍不畏死，于界桥大破公孙瓒。界桥之战的胜利对于袁绍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此役抵御了来自公孙瓒的最强攻势，挫败了公孙瓒妄图一战夺取冀州的企图；另一方面，此役也极大地振奋了袁绍军的士气，从而使得袁绍可以凭借界桥之战的胜利在冀州站稳脚跟。

袁绍大破公孙瓒于界桥后，试图乘胜追击，遣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未料久攻不下，在退军的过程中崔巨业为公孙瓒大破于巨马水，公孙瓒再次乘胜南下，攻没郡县，直至平原郡【28】。公孙瓒占领平原，意味着他已经再次夺取渤海，继续维持着着对冀州的威胁。

十二月，公孙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袁绍击破之，公孙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29】。龙凑之战是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冀州过程中的决定性战役，宣告了公孙瓒南下战略的失败。此役过后，公孙瓒的军事力量受到大幅的削弱，同时也使得身在幽州的大司马刘虞对其大为不满，公孙瓒不得不将转头处理幽州内部矛盾。

在与公孙瓒的冀州争夺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袁绍也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消灭“黑山军”上来。“黑山军”的形成始末，《三国志·张燕传》载：

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余人。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癭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众奉燕，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由此可知，“黑山军”形成于黄巾起义、东汉政府统治瓦解的大环境之下【30】，冯君实和刘序琦二先生均将“黑山军”视作黄巾起义后期的起义军【31】。“黑山军”盘踞的五郡之中，常山、赵郡、中山属冀州，上党属并州，河内属司州，由此可知，“黑山军”在冀州的势力最为强劲。袁绍意识到了“黑山军”可能带来的威胁，因此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安抚“黑山军”，但是效果并不显著【32】。另一方面，“黑山军”也并不甘心龟缩于山谷之中，而是积极尝试对外扩张。

初平二年（191年）七月，“黑山军”首领于毒、白绕、眭固等率领十余万众略冀州魏郡、兖州东郡。是月，袁绍刚刚从韩馥手中夺得冀州，立足未稳，公孙瓒也在此时南下冀州，“黑山军”的进攻对于袁绍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抵御“黑山军”，袁绍支持曹操引兵入东郡【33】，击破白绕于濮阳，袁绍遂表曹操为东郡太守。依靠着曹操对“黑山军”的牵制，袁绍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黑山军”与公孙瓒因为有着共同的对手，他们开始积极寻求联合，《三国志·张燕传》载：

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人众稍散。

张燕遣将杜长等援助公孙瓒一事，大致发生在初平三年（192年），具体时间不可考。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载：

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馀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

于毒联合魏郡兵共覆邺城一事，《英雄记》系之于袁绍取得界桥之战胜利后不久，即初平三年正月；而《后汉书·袁绍传》则系之于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袁绍与公孙瓒短暂罢兵之时。按，界桥地处巨鹿郡和清河国交界的清河上【34】，薄落津则在漳水流经的巨鹿故城西【35】，薄落津在界桥、广宗的西北方向，自界桥、广宗到薄落津似不可言“南到”，此其一；关于袁绍与宾客诸将共会于薄落津的原因，《英雄记》并未明言，从文意来看似乎是为了庆功；而《后汉书·袁绍传》则径言是为了庆祝上巳节。两相比较，《后汉书·袁绍传》较胜，此其二；无论是界桥还是薄落津，距离魏郡都并不远，如果“黑山军”选择在界桥之战后袁军气势正盛时发动对魏郡的袭击，军事风险较大；而如果是在袁绍集团庆祝上巳节疏于防范之时发动突然袭击，显得更为稳妥，此其三。因此我们认为《后汉书·袁绍传》的系年更为可靠，《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一记载。

如前所述，“黑山军”曾经劫掠过魏郡，虽然彼时为曹操所击败，但是“黑山军”有可能在魏郡扶持了一些反对袁绍的势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袁绍对于冀州的统治并不稳固。正是因为有了较为充足的准备，于毒联合魏郡兵共覆邺城一役极为凶险，如果不是故内黄小吏陶升“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卫，送到斥丘乃还”，胜败诚未可知。

在确保家属无忧之后，初平四年六月，袁绍遂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斩于毒及在董卓控制下的东汉朝廷所任命的冀州牧壶寿。随后寻山北行，大破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黑山军”首领，并且皆屠其屯壁，斩首数万级，随后袁绍与“黑山军”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

在袁绍讨伐“黑山军”的过程中，吕布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三国志·吕布传》载：

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

吕布投靠袁绍的前后经历，《三国志》与《后汉书》记载有所出入，《三国志》的记载大致是诛杀董卓——为李傕所败，欲依袁术——袁术不纳，遂奔袁绍；《后汉书》的记载则是诛杀董卓——为李傕所败，往依袁术于南阳——袁术忌惮，遂投奔张杨于河内——复投袁绍。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吕布诛杀董卓；六月，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司徒王允，吕布逃离长安，此时袁术尚在南阳，而张杨则早在董卓时期就已被任命为河内太守。因此两种说法皆无大误，但是以情理度之，吕布出奔长安时只有数百骑，情形极为狼狈，如果按照《三国志》所载，最初出奔南阳而袁术不纳，此时再从南阳北上冀州，路途悬远，恐不易至；而按照《后汉书》的记载，袁术待吕布甚厚，使得吕布的实力得到一定补充，随后吕布以河内为中转，北上冀州，这一路线相对更为合理。《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后汉书》的记载，可从。

由此可以推断出吕布投奔袁绍一事，大致发生在初平三年末到初平四年初的这段时间中。而于毒联合魏郡兵共覆邺城一事，发生在初平四年三月；吕布与袁绍共击张燕于常山则如前所述发生在初平四年六月。颇疑吕布投奔袁绍的具体时间在初平四年三月到六月间，吕布的归附，使得袁绍取得了对“黑山军”的军事优势，袁绍遂选择大规模进攻“黑山军”，此役虽然并未完全消灭“黑山军”，但是却也使得“黑山军”的实力受到极大打击，自此之后，“黑山军”对袁绍的威胁大为降低，袁绍对冀州的统治更为稳固了。

袁绍占领冀州，大致经历了从韩馥手中夺取冀州、抵御公孙瓒、击破“黑山军”等过程，我们将此过程中大事梳理、汇总制成表一：

年份

月份

袁绍

公孙瓒

黑山军

初平元年（190年）

正月

据渤海起兵



是岁

张杨、於扶罗归附

大破韩馥于安平？


初平二年（191年）

七月

韩馥让位

南下冀州

略魏郡、东郡

十一月


黄巾军转寇渤海，大破之


初平三年（192年）

正月

大破公孙瓒于界桥



不详


大破崔巨业于巨马水，复南下攻没郡县


十二月

复破公孙瓒于龙凑



是岁



遣将杜长等援助公孙瓒？

初平四年（193年）

三月



于毒联合魏郡兵共覆邺城

不详

吕布归附



六月

大破“黑山军”



注：

（1） 事件无法精确到具体月份，但是可以大致推定月份大致区间的，在大致月份区间内用“不详”表示，下同；

（2） 事件可以明确其发生年份但是无法精确到月份的，用“是岁”表示，下同；

（3） 事件发生时间为推测的，在事件后加“？”表示，下同。

表一：袁绍占领冀州大事年表

三 青州

青州的情况比冀州更为复杂，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州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且强力的州府势力。《三国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载：

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贼不得渡，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耆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

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指的应是初平元年（190年）三月曹操与董卓将徐荣战于汴水之事，值得一提的是，此处袁、曹并称，似乎说明此役袁绍曾派兵援助曹操。焦和统治青州的时间，史无明文，我们需要结合相关记载进行一些推测。《三国志·臧洪传》载：

顷之，诸军莫適先进，而食尽众散。（张）超遣（臧）洪诣大司马刘虞谋，值公孙瓒之难，至河间，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达。而袁绍见洪，又奇重之，与结分合好。会青州刺史焦和卒，绍使洪领青州以抚其众。

如前所述，初平元年山东联军的盟主袁绍应该常驻于河内，因此山东联军“食尽众散”的时间最早也要在初平二年（191年）初。所谓“公孙瓒之难”、“幽、冀二州交兵”云云，既可能指初平二年七月公孙瓒南下冀州事，也可能指初平三年（192年）袁绍与公孙瓒发生的多次战事，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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